忆科斯

作者简介：

王宁， 科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湖北江陵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自1998年担任科斯教授的研究助理。2012年与科斯合作，发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一月发行，取名《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科斯走了。2013年9月2日下午2时30分许，唐纳德·哈利·科斯（Ronald H. Coase)在美国芝加哥市圣约瑟夫医院与世长辞，开始了他2008年在中国经济研讨会闭幕辞中所言的“长眠”。我失去了良师，中国失去了一名诤友,  世界失去了一位智者，经济学失去了亚当·斯密、马歇尔之后最能望其项背的孜孜学者。

弗吉尼亚·伍尔芙有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人的秉性大约在1910年12月改变了”。科斯有幸，或是不巧，搭上了时代巨变的末班车，正是该年底（1910年12月29日下午3点25分) 科斯在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出世。年幼的科斯刚刚记事之时，欧洲便陷入一战的烽火。风华正茂的科斯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商科之时，“大萧条”开始施虐欧美。当二战爆发时，科斯已经返回母校执教。中断了挚爱的教学和研究，科斯投笔从戎，以文职人员身份加入英国战时政府，服务于丘吉尔内阁办公室。1951年，科斯移民美国，从此客居他乡，亲身经历了美国上个世纪后半叶的种种社会巨变。

20世纪是史学家所言的“极端年代”，各种极端意识形态交锋争势。科斯在世的沧桑百年里，外面世界的确风云变幻，纷繁杂乱。但科斯一生，犹如静谧的大海，波澜不惊。科斯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显得平淡无奇，少有惊人骇世的戏剧性插曲。

孩提时代，科斯腿有微疾，溺爱有加的父母给他专门戴上了铁制的腿套，科斯因此被送进了一个专门为身残学生所办的学校。而在当时，身残学生和智力发展迟缓的学生所受的教育内容完全雷同。在小学阶段，科斯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当然，科斯在学校也不是一无所获。学校的教程以手工课为主，科斯发现自己特别手拙，完全不适合编篮子等手工活。科斯的祖辈世世代代以木匠为生，一定心灵手巧。但科斯注定不能继承祖业，必须另辟蹊径。

科斯的双亲12岁就缀学务工，对学术既陌生，更没有兴趣，家里几乎没有任何藏书。而科斯从小嗜好读书。另外，由于腿戴铁套，行动不便，科斯越发有更多的时间独自读书。没有成人指导，科斯读书完全凭自己的兴趣，涉猎广泛，尤其喜好历史。科斯是独子，小时候没有固定的玩伴，经常自己与自己下棋。科斯独立自学、不喜热闹的性格从小就显露无遗。

母亲对科斯的性格影响深远。科斯母亲喜欢运动，性格独立刚强，从小教导科斯诚实，不说谎。他母亲最崇拜的英雄是英国探险家劳伦斯·奥茨船长。在一次南极探险中，为了不连累他的三个同伴，增加他们生还的概率，受伤的奥茨船长选择了自我牺牲。他留给同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出去散个步”，然后踏出帐篷，义无返顾地迎向无边无际的暴风雪。母亲的教诲和奥茨船长面对死亡的刚烈深深地刻在科斯的记忆中，奥茨船长宁可牺牲自己，也不麻烦他人的独立精神伴随科斯终身。而且，母亲对科斯没有任何奢求，只希望自己“可怜的罗尼”（唐纳德之昵名）健康快乐，长大后真实做人，不要叨扰、累赘他人。至于科斯的兴趣和爱好，母亲很少过问，也从不干涉。如果科斯的童年缺乏学业上的指引，年幼的科斯从不缺少自由和毫无条件的母爱。

小学结束后，科斯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了当地学风严谨的基尔文法学校。当时，文法学校（相当于中国的中学）的入学学生年龄一般是11岁。进校后，学生可以选修拉丁语。但科斯阴差阳错，12岁才入学，错过了时间，无法再修拉丁语。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科斯一定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20世纪或许会多一位爱德华·吉本，经济学则一定更加惨淡无华！科斯常说自己的人生是一串串意外事件。晚一年入学文法学校只是这串意外事件的第一宗。

科斯的正规教育从基尔文法学校开始。首次接触现代学校教育的科斯对一切充满了好奇，从化学中的拉普拉斯，到生物中的达尔文。但科斯最喜欢的科目无疑是地理和历史。半个多世纪之后，科斯还清楚地记得地理老师的姓名。这位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韦格纳的地球板块学说。当时，韦格纳的假说刚提出不久，还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这要等到五、六十年代），但好奇的科斯为这个大胆的假说深深地着迷。（很多年之后，当他坚定不移地批评弗里德曼所高举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时，科斯早年接触韦格纳地球板块学说的经历一定十分重要。弗里德曼强调选择理论的主要根据是理论的预测能力。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如果没有预测或其他检验，我们面对竞争的理论将一筹莫展。科斯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旗帜宣明地指出弗里德曼所崇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实际研究大相迳庭。正如韦格纳假说的例子所显示，只有人们相信一个新理论的时候，才会去花功夫收集材料，证明它的正确性。）

科斯在文法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他似乎没有进过前三甲，但也从没有落在五名之后。在学习上，科斯的父母从没有给他任何压力。即使他功课不好，老先生多次跟我提起，他母亲一定会说，“我的罗尼只是不喜欢，他有他喜欢的。”当然，他的父母从来不用担心他的学习成绩。科斯1927年高中毕业时，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并在历史和化学单科上取得优异成绩。在校期间，科斯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尤其喜欢莎士比亚话剧演出。科斯对戏剧、舞蹈（尤其是芭蕾舞）等艺术的爱好将持续终身。

高中毕业后，科斯继续在基尔文法学校，作为伦敦大学的校外学生学习了两年，完成了伦敦大学校内学生第一年的基础课程。在此期间，选择大学专业是科斯的一个纠结。科斯的首选当然是历史，但是有人告诉他说历史专业的学生必须修过拉丁语，但他因为入基尔文法学校晚了一年而错过了时间，于是他不得不放弃了历史。命运女神此时似乎特别偏爱经济学，把本是爱德华·吉本的隔世传人带给了亚当·斯密。科斯后来发现，也有历史学家没有修过拉丁语。他推测一定是当时有人以讹传讹，让他误以为高中没有学过拉丁语，大学就不能选历史专业。

历史之外，科斯的下一个最喜欢的专业是化学。为了选择化学，学生必须修满高等数学。而在数学课上，科斯发现自己毫无兴趣。老师只是告诉学生各种微积分运算的规则，但是完全不涉及这些运算的实际意义，也不解释这些规则的来由。这种机械的数学演算和逻辑推理不是科斯的特长。科斯又不得不放弃化学。当时，科斯能够在基尔文法学校选择的伦敦大学的唯一专业就是商科。两年之后，科斯通过了考试，于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在伦敦经济学院，科斯学习了商科所要求的种种课程，包括工业管理、组织心理学、法律、会计、统计等。1930年，科斯顺利通过了毕业考的第一部分。对于第二部分，科斯选择了工业。此时，幸运女神再次关顾：科斯遇到了自己的经济学启蒙老师，阿诺德·普朗特。普朗特师从埃德温·坎南，而坎南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首席经济学教授，马歇尔的同龄人。坎南所编辑的《国富论》，包括他自己撰写的长篇介绍、注解、索引等，在所有版本中最为权威。普朗特继承了坎南的经济学思路，而坎南的经济学思想直溯亚当·斯密。普朗特一直在南非开普敦大学执教，就在1930年，普朗特从南非返回母校，讲授商业管理。科斯在普朗特的讲座里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学的核心，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市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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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父母都是英国工党的忠实拥护者。受父母的影响，科斯从小相信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和指导。在政治上，年轻的科斯信奉社会主义。通过普朗特的讲座，科斯茅塞顿开，从此对经济体系的运行有了真正的认识。这时，离科斯参加第二部分考试只有5月之隔。如果说普朗特给科斯指出了经济学的正确方向，科斯主要靠自学和与同学的讨论掌握经济学的具体内容。由于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不多，相互之间大多认识。虽然科斯是商科的学生，但是他认识经济学的同学，其中包括阿巴勒纳。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辩论，科斯了解到经济学的最新研究。1931年，科斯顺利通过了商科毕业所需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后的）考试。 这样，科斯因为曾经在文法学校以校外生的身份修完了大学第一年的功课，入学后，仅用两年的时间便修完了所有的课程，也通过了商科毕业考试。但是，按照当时伦敦大学的校规，学生必须在校3年方可授予毕业证书。于是，科斯需要决定在余下的第三年做什么。

在准备商科第二部分考试时，科斯发现自己很喜欢工业法。因此，科斯决定第三年以此为专攻。如若是，科斯一定会成为一名律师，跻身上流社会，这当然也是他父母的愿望。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又一次意外事件发生了。由于普朗特的支持，科斯赢得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旅行奖学金。科斯后来回忆到，正是这个卡塞尔爵士旅行奖学金把他彻底地推向了经济学。

科斯决定利用这笔奖学金到美国考察工业的组织结构。1931－1932年间，科斯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实地走访美国各种制造业，同时阅读大量材料，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不同工业组织情况的研究专著、行业杂志，甚至电话簿（科斯在电话簿黄页中了解到很多细致的产业分工情况）。闲暇之余，科斯也不放过访问名校，拜访经济学大师的机会（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可布瓦伊纳）。科斯因为记忆力超群，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幸运的是，科斯横穿美国时与友人有详细而频繁的通信，而且细心的友人把这些信件都保存下来了。目前，这些信件都存放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可供研究人员参阅。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带着一个疑问，四处探寻答案。在美国，科斯不仅行万里路，而且同时阅览各种材料，走访名师。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生产一体化。一般工业生产，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包含多种工序。为什么有些生产工序由一个厂家整合而出现一体化，而有些生产工序则分散在不同的厂家？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分工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从理论上讲，每一道工序皆可由一个厂家负责，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分工的优势。但实际情况并不这样。为什么工业生产中会出现一体化？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劳动分工推向极致：每一个个人都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即，每个厂家都仅有一个人。但是，经济中的基本活动单元一般是由多人组成的企业。为什么市场经济中处处都有企业？

工业生产一体化和企业都是常见的现象。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家对此大多熟视无睹。在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之后，经济学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发现“科斯之问”的深远意义。即使科斯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也反应冷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科斯的学术旨趣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建立在“边际革命”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相当的差异。在二战前的20世纪上半叶，英国无疑仍然执经济学之牛耳。而经济学在20年代末到整个30年代的发展无疑主要是“高深理论”和分析技巧的精化。而且，这种发展趋势在二战后愈演愈烈。受坎南－普朗特的影响，科斯一直视经济学为经验学科，对理论一直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对纯理论敬而远之。

科斯并不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有革命性的分割。在理论构建和分析工具方面，古典经济学当然显得粗糙不精，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发展和完善。而“边际思维”肯定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科斯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由边际考量决定的。而且，在科斯看来，“边际思维”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个人选择，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莱昂内尔·罗宾斯无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领军人物，他于1932年发表的一本小书，《经济科学的意义和性质》，旗帜鲜明地把个人选择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此之后，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选择的逻辑。虽然严谨而简要，选择的逻辑毕竟是静态的分析，因为选项本是给定不变的。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正是层出不穷的创新，日新月异的新选项。

《企业的性质》一文成于1933年，当时科斯已经从美国之行返回英国，并在普兰特的推荐下在苏格兰的邓迪经济学院任教。文章在1937年才面世，其时科斯已经返回母校伦敦经济学院执教。科斯也在同年与五年前在美国相识的玛丽安成婚。在伦敦经济学院，科斯被指派讲授公用事业，因为该课程的前任教授离职去了南非。虽然不是科斯自己的选择，科斯非常喜欢这门课。因为自己对历史的兴趣，科斯在备课过程中追根溯源，挖掘各种公用事业的前生今世。科斯也在这方面发表了多篇文章。

科斯安静的学术生活不久因二战的爆发而完全打乱，伦敦经济学院迁出伦敦。科斯也加入丘吉尔战时政府，在不同部门做一些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弹药的生产，军需物资的调配等。即使当时英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科斯痛心地看到政府官僚体制痼疾难改。官员更担心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被人发现，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丘吉尔虽然贵为首相，科斯发现自己比丘吉尔却更容易得到真实的数据。这些战时的经历让科斯亲身体验到政府官僚机构的虚荣自大和权力的伪善。但是，从丘吉尔的身上，科斯也看到了正义、坚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力量。老先生常言，“人是愚蠢的。”我有时补充说，“不过，愚蠢也很公平；不管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人同样愚蠢。”老先生点头称是。

因为父母的原因，科斯从小是工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令科斯不满。当时政府把持经济政策，给自由市场拴上重重的枷锁。科斯决定离开自己的祖国。为了吸引科斯，伦敦经济学院以当时唯一的讲座教授席位挽留科斯。此教席之前一直为哈耶克专享，而哈耶克在前一年离开了英国，前往芝加哥大学。科斯当然知道这一职位背后的荣誉和光环，但他义无返顾，1951年毅然前往位于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大学。因为水牛大学名不见经传，科斯弃高就低的选择让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往日同仁和水牛大学的未来同事都惊诧不已。初到美国，科斯很享受水牛大学的恬静生活。生活无忧的科斯一时拜师学习油画，后来觉得太耽误时间而作罢。在水牛大学执教期间，他婉拒了加盟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和哈佛大学的访问邀请。科斯素来淡薄名利，他觉得当时的水牛城民风淳厚，水牛大学也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自己在此可以一心向学，完全没有必要攀高。只是受同仁相邀，科斯在1958年转往弗吉尼亚大学，与沃伦·纳特和詹姆斯·布坎南共事。布坎南是当时经济系主任，他与纳特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一心想在弗吉尼亚大学建成一流的经济学系。令人遗憾的是，弗吉尼亚大学当时主管经济系的学院院长对自由市场经济深怀敌意。科斯在1961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在学界争相传颂，科斯也因此名满天下。弗大校方却变本加厉，欲除之而后快。科斯在1964年离开弗吉尼亚，前往芝加哥大学，接管《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开始他近半个世纪的芝加哥生活，这也是他和相濡以沫80年妻子的相识之地。

从1964接手，至1981年退休，科斯兢兢业业，全心投入, 把《法律和经济学》办成独树一帜的一流经济学期刊。科斯在自己学术生涯的顶峰期，放下自己的研究，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在学界传为佳话。哈耶克早在70年代末就向诺奖委员会提名科斯。在提名信中，哈耶克除了赞扬科斯的学识和文章之外，格外强调科斯主编的《法律和经济学杂志》。也有不少友人，包括张五常，暗自痛心，觉得科斯不应该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我为此专门多次求教老先生。他不仅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而且还告诉我主编杂志的近20年是他最满足、最得意的一段时光。我有时不由得追问，“但是，科斯教授，如果您专心自己的研究，很可能会写出另一篇《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问题》”。“那又如何？”老先生有条不紊地回答到，“我之所以到芝加哥来就是因为这个杂志。我知道我可以通过这个杂志成就一番事业。要开拓一个新的学科，一篇甚至几篇经典传世文章是不够的。你需要鼓励一群年轻人，把他们朝正确的方向慢慢地推，细心地引。众人拾柴火焰高。”讲到最后，老先生并不掩藏自己得意的神采，“令人称奇的是，我居然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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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科斯一生文章不多，似乎除了《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外，廖廖无他。其实不然。且不谈科斯在这两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除企业和社会成本之外，科斯还在好几个领域有突破性贡献。其一，科斯最早期的几篇文章是计量研究（1935年），是经济学研究预期的开山之作，只是还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理性预期”的开创者之一，约翰·穆斯，是个例外。当亚伦·戴维德（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的首任主编）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他发现科斯沉迷于计量研究，所以他说科斯是定量研究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其二，科斯有数篇论文，批评“边际成本定价”；虽然言之凿凿，但听者邈邈。其三，学界内推为“科斯猜想”(Coase Conjecture)是科斯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奇文，长不过七页，且没有一篇参考文献。其四，科斯有一篇很重要的方法论文章（《经济学家如何选择？》，1981），直接挑战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另外，科斯有很多经济学史方面的文章以及一些零散的但脍炙人口的论文。譬如，《经济学中的灯塔》，《Payola》, 和《敲诈》等。浙江大学的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正在整理科斯文集，应该有10卷之多。

从目前来看，《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光芒的确掩盖了科斯的其他文章。不奇怪很多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误印象，误以为科斯没有其他传世文章。平心而论，这是现代经济学中被引用最多的两篇文章，不管作者还有其他什么文章，与之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况且，科斯从事研究和写作一向严谨缜密，精益求精。除非对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做深入的了解和调查，科斯不会轻易下笔。因此，走科斯的治学之路时间成本很高。我们习惯性地用GDP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学者的影响不是建立在发表文章的数量上。从长远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力，尤其是影响学界后进的能力，取决于他提出的新问题，或是看问题的新角度。一个学者关注的研究问题反映了他学术的品位和学识的修养；而任何问题的答案都有过时失效的一天，今天的真理明天可能进入历史故纸堆中。只有在一个学术停滞不前的年代理论才会长寿。

科斯生性是一个隐士，不喜社交，深居简出；但科斯的中国情怀不是秘密。从小喜欢历史的他在10岁左右时读到了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从此对这个东方国度一往情深。当时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贫穷积弱。科斯为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惊叹不已，也为现实中国的蒙昧和落后而迷惑不解。科斯等了整整一个甲子60年才看到中国重新站起来。更令科斯欣喜的是，中国是倚靠自由市场的活力和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站起来的。科斯一直相信中国前途光明，但也从不回避中国目前的困境和以后的挑战。最令科斯痛心的是计划生育制度，最令科斯忧心的是中国仍然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年初夏，我计划到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访问。临行前，我到芝加哥拜访老先生。我们谈到了中国读者对《变革中国》一书的反响，也谈到了我们正在筹备的新杂志，《人和经济》。我们当然也谈到了思量很久的科斯中国行，当时的计划是放在明年春夏之交。我五月下旬回到中国，南北奔波数周后，在杭州安定下来。期间，我跟老先生通过两三次电话，汇报我在中国的情况，和他分享我在中国的见闻。六月十七日，突然收到老先生私人护理传来的短信，让我立即给他电话。我急匆匆地拨电话过去，老先生在电话中说，他现在就想到中国来，不想等到明年。我当时以为老先生只是挂念我，于是安慰他说我七月返美后，马上去芝加哥看望他。老先生的护理在电话中也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给老先生办理护照。科斯很多年没有出国旅行过了，护照早已过期。和科斯交谈之后，我立即把老先生的愿望告诉给张五常教授。在张教授和夫人的悉心关照下，“科斯中国行”的准备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计划在秋天迎接科斯到中国。我七月十九日回到芝加哥见老先生，他头脑依然敏捷，身体也依然硬朗。为了计划中的中国行，老先生在春天做了一个彻底的身体健康检查，医生说他全身的器官没有任何毛病，完全可以应付长途之旅。我们当时都欣喜不已，祝福老先生终于可以踏上神州大地，完成他期待了90多年的中国行。我们这次见面谈得最多的话题无疑是“科斯中国行”。我们初步的行程安排是十月十日从芝加哥出发，飞往上海，十一月十八日从香港返回。我二十一日傍晚返回凤凰城，和科斯告别时，他与平常没有什么异样，祝我旅途顺利，并期待我下月再访芝城。

七月底，科斯因呼吸急促入住西北大学医院。医生发现他已经患上严重的肺炎，肺部有些水肿。医生也说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不会碍事。因为带着氧气罩，老先生在电话中说话不大方便。但是老先生依然很乐观，并说医生告诉他不久就会出院。随后的一两天，病情反反复复。一方面，由于治疗肺炎的药物影响血压，医生发现老先生的心脏功能不稳定。另一方面，肺炎得到了控制。我八月三日乘早班机到芝加哥，探望老先生。同时在医院探望老先生的还有科斯研究院的贝纳穆夫妇，他们前一晚从圣路易斯赶来。躺在病床上的科斯气色尚好，脸颊红润，除了带着氧气罩，完全不象一个垂老的病人。和我们交谈时，老先生需要摘下氧气罩，他依然思维清晰。告诉我不用担心，出院后会争取早日恢复，尽量不影响十月中国行。因为第二天要乘飞机去上海，我当天晚上离开了芝加哥，回到凤凰城。在医院，我也见到了老先生的主治医生。医生坦率地说老先生还没有脱离危险，病症也比较怪异，告诉我说明天将是关键的一天。第二天，还没有登上去上海的航班，就收到贝纳穆夫妇的短信，说老先生闯过了生死关，叫我不必担心。到上海后，又收到他们转来的短信，说老先生不久就可以出院了。老先生也的确在八月九号出院了，回到濒临密歇根大湖的老人公寓。

两天后，护理又发现科斯呼吸短促。老先生很快被送到就近的圣约瑟夫医院，与他居住的老人公寓隔街相望，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同样的病症，同样的治疗，医生也有同样的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老先生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竭？四天之后，医生决定给老先生做全身CT扫描, 最终在老先生腿部动脉发现一个大血块，而且肺部也发现血块。我十七日赶往芝加哥，老先生身体虽然明显虚弱了很多，但与我交谈时神志清醒，与平常无异。我们着重谈了新杂志的一些进展，老先生也很高兴。与老先生交谈中，看到他两个胳膊上淤痕累累，让人心酸。护理说护士每天早上4时要从老先生身上抽血化验，每次装满两个试管。这是老先生每天最痛苦可怜的时刻。老先生从不抱怨生活，但他也从不是大无畏的英雄，扎针的痛楚就让老先生揪心。我想起老先生给我讲起他二战时的经历。当时伦敦经常被德军飞机轰炸，每天都有市民丧命，但是活下来的人无不继续生活。老先生说他从来没有担心过死亡；不过，他害怕被敌军俘虏，因为在严刑拷打之前，他一定会把知道的秘密倾囊相告。第二天傍晚临走时，老先生已经意识到十月中国行估计要推迟了。我只是鼓励老先生静心养病，争取我们下次在老人公寓而不是病房再见面，并告慰老先生，看来中国行还是要等待明年。老先生当时会心一笑，点头默许。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先生会就此离开人世。

余下的日子里，老先生的病情依旧反复多变。前一天，护理发短信说老先生好了很多，不日即可出院；两日后，又说病情恶化。几次反复之后，我隐隐约约有不祥之感，开始担忧，老人家的身体不可能经得起如此折腾。不过我也依然觉得老先生吉人天相，一定能闯出这个关。我原定在月底再去芝城看望老先生；28日下午接到护理的电话，说老先生生命危急。我改乘第二天早班机飞往芝加哥，午后半时许到达医院，贝纳穆夫妇和另一位友人（琳达）也在病房陪伴老先生。为了让我和老先生有单独交谈的机会，他们都悄悄离开了病房。握住病床上老先生的手，我禁不住泪流满面。老先生睁开眼睛，泯然一笑，努力想跟我说些什么。带着氧气罩，老先生嘶哑无力的声音已经载不动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祝福。轻抚着老先生清凉的额头，略带哭腔的我告诉老先生，“科斯教授，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老先生又费力想说什么，我很难听清他简短、嘶哑而低沉的嗓音。“谢谢你”，一旁的友人告诉我说，并询问老先生是否如此。老先生点点头，我又看到他那熟悉的笑脸，老先生慢慢闭上了眼睛，他暖烘烘的手依然紧握我的手指。

当天下午，我们相继回忆自己与老先生和老太太的交往。贝纳穆七十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由此结识科斯夫妇；另一位友人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法语课上认识了科斯老太太，从此他们夫妇成为挚交。他们认识的科斯和我1998年才相识、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大不相同。我们分享了不少科斯的幽默。在此期间，老先生仰躺在床上，不时注视我们，好几次以他独特的微笑加入我们的对话。我们就这样轻谈慢笑，一直到夜间。

次日，老先生几乎一直长睡不醒。我们在床边的对话继续着，希望还能再看到老先生的笑容。再次日，老先生依旧长睡不醒。贝纳穆夫妇在上午十时许离开医院，他们已经数次改签机票，推迟去东海岸与家人团聚。我在下午两点三十分也离开了老先生，乘机回凤凰城，家中有不满九月的婴儿。二十四小时之后，老先生驾鹤西归。

科斯离开了我们，带着些许遗憾，更带着期盼。经济学会走上正道吗？中国或许不会让老先生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