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

 2004年7月7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今天是其逝世十三周年。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今日，定位学习网转发王成军先生的文字，特此纪念、致敬！

枯荣有定，悲喜无凭。2004年，可能是大经济学家的灾变之年吧！5月份的拉丰英年早逝，7月份的杨小凯盛年谢逝。西安之行一周归来，互联网上和电子信箱里已密集拥塞了悼念小凯先生的文字了，看得只想哭。彷佛有很多东西压在心里，想吐却也吐不出来，渐随那乐曲缓缓响起，才仿佛感到心中稍微好受了些。

当年郁达夫评价鲁迅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恩格斯说过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好在，我们已逐渐地学会了纪念那无以挽回的痛与爱——默念基督徒小凯的一生，于忏悔曲天籁之音中。

一、七人名单续

几年前，攻数学科时，凭着感性，尝与家弟或友人讨论了一串20世纪中国人文社学科学领域人物名单，当时列举了我们所共同欣赏的7人分别是：鲁迅、冰心、陈寅恪、顾准、巴金、钱钟书、李泽厚。现在看来这个名单还需拉长，再拉长些。一是鉴于转攻经济学科，二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层面的政教高度合一性和屏蔽性以及若干现实敏感性与解冻性的低回潜转，好玩有趣的事情也总会时不时的发生和涌现了来，于是乎，惊诧和喜悦——原来一直拥有着针对中国现实良好问题意识的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人物资源并非贫乏——也便紧紧跟随而来释然了开。好一阙晏殊《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一切都在进步，一切都在生长，没有什么值得悲观，前行才刚刚开始，随着现代脑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重新开掘发现，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非线性、非简约、非硬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也就像现在，想要加到这个名单上去的至少还有胡适、李慎之、杨小凯。

当年浙大读书著文期间，一次无意信手翻起《胡适教育论文集》时，莫名长叹、拍案而起——原来吾辈鼠能、才智平平，一直苦苦萦怀、百思不解的问题竟被他70－80年前全给想完了，难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让熊培云读来长痛短痛，嘘声振壁呢！一声何满子，《错过胡适一百年》(熊培云，200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来历史并不是一个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是一个总爱恶作剧打马虎眼的促狭顽童。

初识“钦定右派”李慎之是在毛选第五卷中，当时看到这人傻得如此可爱，令我忍悛不止、捧腹大笑。事隔22年后，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作为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来人迎接，开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朱学勤，2003)风烟聚散，云卷云舒，风开云具静，忽遇大光明，顿大彻大悟，跳出三界，识得既无官位之累赘，又无学者之华衮，终于遂愿，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而早去了——在上世纪末的一个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

英国人奥威尔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有连续两代人遭受严重的精神伤害，至少二百年内不可能产生散文。谢选骏则指出政治的力量过于强大，而表现出类似于黄河秉性千百年来恩威并济和反覆无常时，人们则养成了另外两种坏的性格，即受虐心态和对恶势力的崇拜敬畏，以此作为无能为力时精神上的藏身洞穴。而这则如同四野黑暗中，人们抬头看去，只见天边无数焰火在空中爆破散开，巨大的光芒一下子从头铺下来灼痛了所有人的眼，于是人们仰着头呼叫着，然却没有人注意到身边还有一个痛哭的男人——杨小凯。

几千年过去了，无限的时间像几页教科书一样被轻轻翻过，我们只能从传记里看到沉重，感知那些不朽的灵魂。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在苍凉的历史瞬间茕茕独立，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创造者啊！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般的品质，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挺，给他们带来了鬼使神差般的命运的凄凉……

对于百年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台湾的柏杨老人的体认是深刻而风趣的，在其八十寿辰上的答记者的一席言谈足让人触动不免了，他说道：“这辈子只有两件事情最值难忘，一是在十岁的时候，想着若是能活到二十岁那就算不错了；二是回顾一生惨淡，自己无时不在苦难和友谊之间徘徊！”巴金反思文革何以产生时曾动情说及：动物界都会为其同类的死去而悲伤，何况乎我们人类呢？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意识更重要的了，戕害残杀生命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和唾弃！然而文革之中，常识丧尽，基本的良知、善、爱被引诱着拿去作为模糊“更严重问题”的社会水泥，于是乎，人人自危，落井下石，处于普遍丧心病狂之中，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撕碎殆尽了。

关于人性，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1979/1993：493-505)，写及非洲黑人被西班人贩卖为农奴之时，为了哪怕仅仅几份钱的蝇头小利，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出手转让。王蒙表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现实中，往往是那些表面上平素最善良的人们一旦伤害起别人来则是最狠毒和防不胜防的，那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来说，那些对其造成致命伤害的却是那些往常和她在一起涮锅洗碗的婆婆姨娘们。邓晓芒提及：“人们没有想到，世界上最残暴的兽行往往是以纯真和幼稚的名义施行的，刽子手们脸上总是挂着顽皮的微笑。”而刘小枫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地位是太高了，人应该跪在上帝面前请罪，然中国人相反，人可以参天地，赞育化，可以参与上帝的工作，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这样从社会和人性两个层面，也就不难理解小凯十年牢狱之灾以及出狱后在社科院所受到的恶意和冷遇了。

二、小凯的一生

然而，人的潜意识存在一种属于抗死基因的“木乃伊情节”(安德烈·巴赞)——“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也即人类有生命意识及其表现——有复制、延伸自身的冲动。人在某种程度上，自打呱呱坠地、脱离母体的那一刻起，都或多或少的在寻找它精神上父亲和母亲，抑或宗教上意义上的圣父和母亲，因为脱离母体，也便意味着自个儿去面对外在的陌生世界，走向孤独和冰冷了。而这方面，小凯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是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他研究经济科学却走向了施洗的圣像、受难的十字架——晚年皈依信奉了耶稣基督。

悲痛铸就伟大，厄运孕育奇迹。古今多少人度过了其辛酸的童年、孤独的青年，方得以终成一番境界。出于对命运不公的悲愤以及担心自己会很快死去的恐惧构成了霍布斯所说的人类的“唯一激情”，他们的那种对被他人认同的动力和理解的欲望使得他们能尤为出色。因此，对于很多伟大的领袖和商界巨头而言，其内驱力十分简单而又饱含酸辛：年幼之时失去亲人。创作与创新便是他们驱逐自我内心恶魔的一种方法，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文字已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王成军，2003a)。闻一多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戴着脚镣在跳舞，只有蹩足的作家才会讨厌脚镣的碍事。而这对于十几岁便开始坐牢待十年出狱后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母亲早已因受尽折磨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而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菲莉斯·西尔夫曼说，有半数以上的英国首相经历过早年丧父或丧母这种悲惨的境遇，而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克利夫兰和克林顿等也有过父母早逝的切肤之痛。这样的企业家当中，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特纳、麦考、全球有线通信公司的温尼可、Domino比萨饼连锁店的创始人托马斯·莫纳汉等。学术界也证实了这一内驱力的存在，据新罗谢尔大学的死亡问题学家肯尼斯·多卡研究表明：父母的早逝除了给子女带来不幸以外，还极大地促使他们去抗争命运。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罗尼卡·得内斯－拉格对失去父母的儿童行为研究后则认为：“这些类似于罗素那样的四岁时便父母双亡的孩子们，认为他们也会过早的死去。他们中一些人异常的努力，十分自信；另一些则会想‘反正我都快要死了，何必再另外自寻烦恼呢？’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非常的少。”(布鲁克，2001)“就像一株孤傲的冷杉，兀然而立，直指天际，我站立着，不留下一丝阴影，只有原鸽在我枝丫上筑巢。”每当读起克尔凯戈尔的这句，我便总会想起安徽和陕西两省境内各自都有的的一座“天柱”之山——耸然塔立、绝凌挺拔、擎天而上、高插云霞，想必人世间也定会有如此类似于自然界之景观奇特吧。据人类学家研究，人类民族品格的形成进程为：思想家产生思想——社会精英接受思想并上升为理论——通过各种活动（经济，政治，文艺活动等）——形成社会文化——影响民族品格。“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也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发展程度并非全部个人发展程度的平均值，而是往往体现在最优秀的几个人身上，同样的，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认为“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或者沉溺于四平八稳的凡尘俗世的贯常生活，或者潜心于通透空灵的绝对虔诚的宗教生活。克尔凯戈尔又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一种的语言，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于是，选择了动荡和流亡、漂泊和关注夹杂灵魂的不安份不甘心便构成了小凯全部的研究语言和生活以及信仰。记得萨缪尔森在感叹费尔(PierredeFermat)或帕斯卡(BlaisePascal)的中年早逝时写过这样的文字：天才人物似乎只活在他们的时空里，他们匆忙着在书页边上记下喷涌而出的思想火花，根本来不及整理便向前赶路，结果让我们这些后世学者们忙碌几百年，只为了要证明那些偶然被我们窥见的天才猜测是合乎我们普通人理性原则的。正如奥勒留所言：人不就是一点灵魂负载着一具尸体嘛，然小凯却不是这样，他是一点灵魂负载了一座绵延纵横于全球主流经济学界的“天柱”之山，从而他也以“盗火者”的身份借天堂之火、智慧之光普照于华人经济学界的幽暗阴郁之处。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去年盛夏浙大跨学科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对于大学改革问题针锋相对的研讨中，各学科、各教授发言辩驳、语词激烈，思想交流碰撞、犀利涤荡。下楼时在电梯内，遇到廖可斌时，他曾无意间淡淡谈及后文革时代的“话语情绪”问题。如邱健(2004)所给出的，“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很多人物，在自己受到迫害之后，一朝得势便加倍报复，甚至以更严苛的态度对待他人。杨老师一生曾受到很多人的敌视和打击，而他不是思考着要‘如数奉还’，而是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中国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容之心谅解了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对他和他的家庭进行过迫害的人。”小凯忘却一己一私之痛，走向的不是“伤痕文学”之路，他目之所及处是外在的整个社会的框架及其运转机制。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聂辉华，2003)恰如一位当代女作家所言：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法西斯的种子，一遇到适宜的土壤，它就会生根发芽。先知鲁迅抉心自省，在其《风筝》一文中委婉写过这类事，而茅于轼也不止一次的告诫当代青年学子们“王小波命题”——对异端的不宽容导致整个社会的无趣！由此，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教育接受者的宽容断层与爱的缺失现象，也即表现为按李泽厚(1999：1171)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下)》里的划分方式，应当是含小凯在内的20世纪中国“第五代”知识分子代群——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从而，他们须以个体脆弱的经验去对抗历史的野蛮武断。思想家必与鱼鳖虾蟹同时代，思想家必与虎豹狼豺同时代，“只有一种恶魔般的幽默才能看出，人性并不是某种静止的‘境界’，而是一个苦难的‘历程’，是一边哭泣一边追求、一边忏悔一边行动的历程(邓晓芒)。”汪丁丁(2004)认为他们是1976-1989这一阶段，或许也延续到其后阶段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习惯于“反潮流”思考，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小凯之于我，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在数亿颗头脑的沉睡中锤炼出来的少数‘有头脑’的人之一。”

而这些也总让想起李泽厚(1994)在其《走我自己的路》序言里所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走着一条苦难的历程：物质生活的苦难和心灵历程的苦难。在各种主客观的扭曲中生存、挣扎、喊叫、悲愤、却依然只能以“温柔敦厚”的表达方式宣泄一二。然而小凯竟是“豁出去”了，没能以“温柔敦厚”的乃至犬儒隐讳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干脆就是“夹着尾巴”的方式不作任何的表达，于是在“玉全”与“瓦碎”选择之间，便有了他“异端”的“豁出去”——《中国向何处去？》——的囚禁代价。在信仰方面，童年丧父的李泽厚代表了一大类知识分子的找寻心灵栖息地或避难所的特征，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孤依无助中，于今生今世凡尘当下苦难中，有意无意追觅自己灵魂上的父亲和母亲。“我之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是因为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小桔灯》样的慰藉与温暖”“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我自己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而小凯则不能够，大抵现世苦难已是太多而委实无法背负了，他在尘世中无从于第三者寄托，因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终是受洗而皈依了基督教。“去世前一两个星期，他对去看望他的经济学家黄有光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尽早上天堂，因为很痛苦。”(汪丁丁，2004)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好在社会一旦进入市场经济运行才会彻底摧毁太监文化的经济基础，大家凭借自己所把握的有限理性、不完备知识和不充分的信息资源，吃饭靠自己，再也用不着看别人脸色说鬼话。也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了学者杨小凯的足迹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杨小凯在学界的声望，源于他是超边际学派的创始人。华人经济学家中，能够开创一个学派，在经济学史上留下足印的，大概只有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和杨小凯二人而已(梁焘，2004)。诚如赵凌(2004)撰文指出的那样，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其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在他的论述中透露着卓越的政治智慧，也饱含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眷念和缜密思索。他始终关注面临着“千年未遇之变局”问题境遇当下的中国，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多重转型交织在一起，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稳定，而西方经济学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已经有了20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是一个人口老化的稳态社会了。为此他洞察了近千年的中西之别后，果敢提出了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慎防“后发劣势”(杨小凯，2000；2004)等众多鲜见观点。

一代人是这样，两代人是这样，我们的历史就是如此的荒诞和暗长，而那丝毫的光亮又太过于微弱，所以才让人看到的总是那么的黑黢和渺茫。1835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敏锐地看出了国人的硬伤并进而揶揄到：“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着祖传的陈规陋习，而不究其精魂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有效变革，他们也必然会最终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愿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们的知识源泉已经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198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回到日本，人们问他：为什么日本人得诺贝尔奖的多数是在国外工作的？他的回答是：“东方文化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要创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是讲究等级和服从的东方文化很难接受的（大意）。”然对于凡此种种，作为一个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的，命定道路不是享乐也不是受难的而是行动的“行动者（manofaction）”而言，小凯没有时间过多流泪，面对世道生存得如此艰辛，没有人能有脆弱的权利，因此具有先知般气质的他似乎注定了是要跟世界级的且并非仅陷于经济学领域内的思想家对话。于是，一方面，凭借他所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的世界级的成就和并赢得同行的推崇，完全能够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惜天不假寿；另方面，他也开始关注国内大学发展动力问题，唯憾烈士暮年。

不要老想着做一个研究者，而是要有志于做个被研究者。黄宾虹在其《画谈》中提及潘天寿：“大师不出世，或数百年而一遇，或数十年而一遇。”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在《遗嘱》一文中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佛报恩经：对治品》：“夫大导师者，导以正路，示涅槃经，使得无为，长得安乐。”日月如梭，光阴流水，长河浪花，百年一瞬，个人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与晦涩的现实纠缠面前是显得何其渺小不以足道，小凯没曾这么想，然他无疑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被研究者了。

很久以前看过一个说法：“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索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思索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边琢磨人和人的关系。”但愿，现在能有幸看到我们这边也有更多的人会去逐渐尝试思索“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句话，好像是谢林送给歌德的，“歌德在的时候，德国就不是孤苦伶仃的，不是一贫如洗的，尽管它虚弱、破碎，但它精神上依然是伟大的、富有和坚强的。”(王成军，2003b)而高尔基提及前辈托尔斯泰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

三、小凯的逝去

一生充满叛逆却不乏真知灼见的英国的独身主义经济学家边沁，在临死的时候，对守候的一位友人说：“我感到我快要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必须减少痛苦到最小的限度。不要让任何仆人到房间里来，要让年轻人都离得远远的。面对死亡是可怕的，他们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他们看到这种情形会很难受的。”(边沁，1832)而小凯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史赫麟介绍说：“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他的整个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在他走之前的大概两个到三个星期之内，他基本上就不能喝，也不能吃。”小凯辞世前几天，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弥留之际，杨小凯如同他在2002年春节寄语中国时那样的怀着一丝眷念托夫人传达了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然后闭上眼睛，面带微笑，期待基督荣耀的降临。人间的死亡是天上的欢筵，祝福小凯天年永享！

许多伟人生前穷困潦倒，为世俗所不容，死后却出名，其价值才为人所了解，这于死者也是一种无奈，对社会又具有些许讽刺意味。比起连自己也养不活的，在世的时候其画一文不值，而死后其画却被卖成天价的凡高来，小凯先生又是幸运和欣慰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的他毕竟看到了，其学术思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主流经济学范围内外的广为流传。前辈经济学家顾准先生甚至没有等到自己的思想影响社会的那一天，而小凯则在他的有生之年见证了中国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春风化雨，200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完全可以和哈耶克、科斯相提并论、一样欣慰了，而诺贝尔经济学奖项也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称谓罢了。小凯先生超越了我们传统知识分子所惯常拥有的骄傲和“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他看到了人的渺小与局限和上帝的博大与自由，这尘世的凄惶与迷离，他也看的有些够了、烦了、倦了、淡了······上帝若召唤了小凯回去，那它恐也是有它的道理和安排的，或许它是看到你真的太劳累、太疲惫，它已再也不忍心不愿意他在尘世中难过和不堪。小凯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他的经济学理论，更重要的是他的信、实和爱，他的品格、精神和信仰(wanglirock，2004)。天国近了，他得到了天堂，灵魂得以安息。《圣经》言：你来自尘土，终将回自尘土。

克尔凯戈尔说，人生有三大境界：第一是感性境界，第二是理性境界，第三是宗教境界。深度思考的习惯与怀疑精神；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与勤奋钻研的坚持不懈；适应并改造、超越现实的处境意识构成了小凯的品质和风范，而他短暂一生是实践和感悟这三个境界，升华与超越了这三个境界的一生。“百年交游，半为黄壤青草；三界游戏，忽成万古千秋。”“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我们都是要死的，或许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托尼·莫里森语)。愿仁慈的主赐予吾等众生芸芸永恒的安息与永久的光照。

我想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读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吧，好在网络资讯的通畅发达。这一点也因了他在文革期间的一篇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遭受十年牢狱之灾倍加传奇色彩。帷幕已经拉下，正慢慢遮蔽了他那具有叱咤风云、英雄史诗般大开大合、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不同凡响的一生，然绚烂之极终归于平淡了。记得村上春树曾说过：“我只读两类人写的书，一是超过50年的书，二是牢狱之人写的书。”而丹麦哲学家齐克果也认为：“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经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思索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过。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既如此说来，就像葛兰西，王尔德，李敖等一样，小凯先生显然是够格的了！在念浙大之时，小凯先生曾去过讲学，我竟然一无所知，未能被其“耳提面命”，而今想来不禁伤感难言无限，谨以此悼念小凯先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指，桃树、李树不会说话，但因它的果实吸引人，树下自然就踩出一条路。

世间二品，分力争流：

小品：有人死亡，那不是我；有人奔忙，也不是我；前途晦暗，但还未来；机制有病，我尚容身。

大品：有人死亡，那就是我；有人奔忙，那还是我；前途晦暗，而光明永在；机制有病，上帝早已知晓，我必抉择，并领受他的审判甚至毁灭。

小凯大品，早慧早夭。

长歌当哭送小凯，平生志向何未改？山河几梦阑人生，乡心片片终归海。

记得杨绛先生曾转述过她所喜欢的英国诗人兰德(1775－1864)的一段这样的诗话，这种境界好像正与夏加尔和莫奈的画一样，去随芳草，归逐落花，万芳同醉，千红一窟，却是令我深爱终生的，呈献给所敬仰的天国里的小凯先生：

我不与任何人争，也不屑与任何人争；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用双手依偎着生命的炉火——火一时还没灭，还亮着，我便要活着；若火熄灭了，那我也该走了。

（全文转载自2009年版《学术白话》一书 第166-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