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坐在后厂村路一辆无人网约车里的一名程序员,将会回想起他为这个项目敲出第一行代码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2022年8月8日,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在武汉经开区首次上线,起初仅投放了少量车辆,覆盖13平方公里。
一年半后,这个数字拓展到500平方公里。又过了三个月,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整个武汉,覆盖3000平方公里,770万人口,且运营时间从最初工作日的白天扩展到了全天候。
根据《湖北日报》今年1月11日的报道,2023年武汉示范区全年自动驾驶服务订单为73.2万单,服务人数90万人次。
百度财报显示,去年四季度,萝卜快跑服务单数同比增长49%至83.9万单,在武汉地区全无人驾驶订单比例达到45%。而根据“萝卜快跑”官方数据,2024年当前的订单数已经同比去年增长四倍。
随着无人驾驶网约车的逐步推广,有声音指出,无人驾驶是否抢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饭碗?又是否会取代司机?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市(出租)汽车行业比较稳定,网上谣言比较多”。
官方信息显示,“萝卜快跑”是百度Apollo推出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已经于11个城市开放载人测试运营服务,并且在北京、武汉、重庆、深圳、上海等地开展了全无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测试。
网络上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资本对底层劳动者的又一次“收割”,近1000万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将被无人驾驶出租车替代,面临失业风险和收入困境。其中也不乏一些“带节奏”和“蹭热点”的言论。
而我们看到的,是萝卜快跑的三个成绩点:
1.成功破圈,让更多老百姓认识智能驾驶:和以往过于深奥复杂的智能驾驶不同,萝卜快跑的上路,让它从抖音、快手、视频号快速出圈,这两天各个媒体也在集中讨论,相比一些厂商开发布会高喊口号,话题度强太多了。
2.下单方便,价格实惠:目前在武汉,用户可以通过萝卜快跑的微信小程序、萝卜快跑APP或者百度地图直接下单。现在首次乘坐萝卜快跑不管多少公里都直接免费,后续每次乘坐会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优惠券,优惠券每次都可以使用,基本用券后价格可以低至1公里1块钱左右。
3.覆盖面广,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在武汉十几个行政区里,除三个偏远区之外其他地区做到了全覆盖。但覆盖区域里存在一些没有纳入合规路段的道路,比如三环以内的一些闹市区。但是三环以外偏一点的郊区,包括天河机场和其他一些较远的区域,都已经做到了覆盖。
其实在智能驾驶与影响就业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而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技术创新,以及我们面对技术创新应该怎样做。
下面,我分享三个故事,一起从中找到答案:
第一个,晚清中国丝绸业没落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丝绸曾经全球驰名,是西方世界的重要奢侈品,也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
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我们的丝绸业开始全面落后于日本,中国的丝绸行业尤其是出口几乎被全面摧毁,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19世纪前,日本的丝纺工业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中国。但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全面西化,从法国引入了缫丝厂,效率提升了20倍以上,日本的生丝产量开始飞速增长,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
1909年,日本在丝绸的生产和出口上,首次超过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丝绸大国。
为什么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中国却失去了?
其实,就在日本大规模引入法国剿丝机的同一时间,中国也引入了缫丝机,1881年,广东南海县出现了大量的机器厂,工厂的效率和产能大幅提升,而且机器生产的丝绸无论在成本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胜于传统的手工生产。
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机器远超手工生产的工作效率,造成本地的手工业者大批失业,丢掉了饭碗。于是不断有手工业者迁怒于工厂,出现了大规模的捣毁机器的行为。
而南海知县对这种现代工厂非常反感,他的原话是:“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数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于是知县命令所有工厂全面停业。
最极端的例子是在1881年,手工业行会“锦纶行”的手织工人聚众几千人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3名丝厂工人。
政府衙门也火上浇油,勒令所有丝厂停工,查封机器。理由都差不多,认为西洋机械属“奇淫技巧”,“机器与民争利”,夺走了手工业者的饭碗。
从此大量劣质丝绸充斥市场,损毁了中国丝绸的千年美誉。一直到洋务运动中后期,大量机器工作的缫丝厂才开始稳定下来,但我们已经与日本拉开了30年的差距!
一步慢步步慢,直到现在,中国丝绸在国际上仍被定位于“中低档”产品。
第二个,英国纺织业的故事:
其实同样的问题,工业革命之初的英国也遇到过。
英国的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
但他的发明,却遭到了英国手纺织工会工人的唾骂,甚至被人追杀,最后逃亡法国,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因为凯伊发明的飞梭提高了工作效率3倍以上,导致大量的织布工人失业了。
而发明珍妮纺织机的哈格里夫斯也命运多舛,因为他提高了纺纱效率的6倍。导致纺布厂的效率飞速提升,纺纱工人失业,收购价格下跌。于是,哈格里夫斯被赶出了家乡,机器都被捣毁,连家都被人给烧了。
其实,在相当长的历史里,机器的发明者,都不被人认可,因为机器必然带来劳动效率的提升,而这就会干掉就业率。
但是英国却最终顶住压力,颁布了专利法,全面鼓励机器的发明和创造,最终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牢固地站在了全球的顶端。
为什么英国和大清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因为英国的眼光看到的是全世界,而大清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第三个,是美国马车夫的故事:
在马车的鼎盛时代,纽约有20万匹马。后来汽车替代了马车,短时间内有大量的马车夫失业。
但人们发现汽车出行的效率大大优于马车之后,出行的意愿大幅度提高了,汽车的数量很快超过了当年的马车。不少马车夫改行去做了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收入反倒比之前更高了。
那什么失业了呢?那20万匹马确实失业了。为啥?因为人会改行,马不会改行。
技术进步给我们真正的试题,不是“我会不会被替代”,而是“我要当会改行的人,还是要当不会改行的马”。
经济学家考察历史数据,发现了一个和大家直觉相反的事实:一家企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它招人的规模反而越大。一个行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它容纳的就业反而越多。
技术创新从来就不是就业的敌人。纵观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为了短期利益拒绝技术创新,最终会错失良机,甚至影响国运。
那么,我们的社会,应该做什么,才能不断发展,持续创新?
借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德超老师的一句话:自由是所有问题,也是全部答案。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我们看曾经的英国是如何做的:
英国拥有的宪法传统使其很早就关注保护公民社会。从13世纪起,英国就脱离了中世纪常见的亲缘家族社会,培育出独立、自主以及诉诸法律的个人主义社会。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让英国摆脱思想桎梏、走向富强。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中国。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名言。
邓小平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
“猫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证券、股票……与此同时,由“猫论”开启的思维之门已经洞开,个体、群体的创造趋于活跃,市场变得繁荣活跃起来。
在“猫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消除了绝对贫困。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了给新一轮科技革命创造条件,至少有一件事还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为创新和创业建立宽松自由的大环境。
另外,企业生意做得好了,利润多了,交的税就更多,国家就可以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照顾到更多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
什么是“二次分配”呢?二次分配也叫做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是在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以后,由政府利用税收,财政,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国民收入,也就是社会总财富进行再一次的分配和调节。
比如说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税负减免,返还,甚至直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群进行财政补贴。
二次分配的目的和作用的是平衡收入差距,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和和谐发展。
其次,企业应该做什么,才能通过持续创新做到基业长青?
根据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观察,现代大多数新兴生物高科技公司仍然是“发明者”而不是“创新者”,是“投机商”而不是“企业家”。
创新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理性的工作,也是一个概念和分析工作。
在此基础上,德鲁克提出创新的八大原则:五个“必做”和三个“必不做”。
五个“必做”是:要分析机会、要多观察多问多听、要简洁而聚焦、要小而精而不是大而空、要提升领导力。
三个“必不做”是:不要耍聪明和眼高心大、不要一次做太多事情、不要为未来的需要而创新而是为当前的需求而创新!
创新是“工作”,是人的工作。必要的政策、有益的实践和有效的评估会促使创新成为可能,至少可以解除或减少创新中可能遭遇的障碍。
尽管每个时代都需要新的变革,但成功的创新依然必须“基于经济、社会与人变化的结果”。
创新也需要对资源深度了解和把握,创新是创业精神的独特的工具;创新能够创造资源,除了人们发现并使用它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之外,没有所谓现成的资源;比如1920年的盘尼西林和集装箱运输就是发现、发明并开发成功的典型。
我们希望,萝卜快跑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盘尼西林和集装箱运输。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多变的时代,要有哪些认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
1.敢于求变勇于创新,才有更多可能性
这个世界上,真正具备战略眼光、敢于求变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人守着传统,守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世界是由那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领先一步的人推动的。
先富起来的,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思想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努力,为其他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高明之处。
褚时健就是众多创新者创业者中的代表人物。
他在年轻时为了生活向别人学习苞谷酿酒的传统技术,传统技法酿酒3斤苞米才能出1斤酒,他细心钻研,反复琢磨,大胆实验,对酿法创新,只用2.5斤苞米就能酿出1斤美酒,提高了出酒率。
36岁时褚时健被调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糖厂担任厂长。在他的科学管理和微创新之下,糖厂扭亏为盈。
1979年,年过半百的褚时健接到上级命令,到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任厂长。褚时健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科技要生产力,辗转各国寻求先进的烟草设备。
由于厂里资金短缺,在看到现代化烟草设备高昂的价格后,褚时健心一横,决定放手一搏,将烟厂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
经过考察和论证,褚时健决定从英国和日本购买先进的制烟设备;他还聘请美国知名的烟草专家实施烟叶的科学种植方法。
大胆的创新让烟厂的效益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1987年,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国内烟草业的龙头老大;1993年,玉溪更是越战越勇,成为全亚洲第一的烟草霸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濒临倒闭小厂,盘活成亚洲的烟草一哥,褚时健名噪一时。
1999年,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由于改造良好,褚时健被减刑至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糖尿病加重,褚时健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此时,褚时健已经74岁高龄。
换做一般人,可能会选择颐养天年,但他筹借了1000万元,选择从零开始,重新创业。2002年,褚时健包下了云南家乡哀牢山2400亩荒地。在这深山之中种植橙子。
整整十年时间,84岁的褚时健完成了二次创业,被人称为“中国橙王”。
2.“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市场经济在哪里发展得好,哪里就富足,哪里就繁花似锦,哪里就没有“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企业多,劳动力就稀缺,老板就提高待遇,提高福利,想着法哄你干活,就能带动后富。
企业少,劳动力就过剩,工资就会低还抢着去干,就会996,就会有血汗工厂,就会有各种“压榨”。贫富差距自然就越来越大。
这是一道简单的关于供需关系的逻辑题。
只有鼓励创新,才有更多的人投身创新,创新者的生意越做越大,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的工作岗位就越来越多。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和劳动者,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普通人。
3.不断学习、适应和创新,不断增强反脆弱性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革命性的工具出现之时,总有一个与原有的社会习惯衔接与磨合的过程。而最终,它们都会带来社会的进步。
人类科技的进步是大势所趋,我们对新科技要持包容态度,积极拥抱科技创新。同时增强我们的反脆弱性,以适应各种挑战。
只要我们愿意学习、适应和创新,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杞人忧天和攻击谩骂并没有任何用处,科技浪潮只会不断向前奔涌,要么理解它、接受它、拥抱它,要么就被踏浪前行的人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希望我们能够理性看待科技进步,不要过度焦虑,更不要被“带节奏”,即便我们做不了人类进步的阶梯,至少也别成为人类文明的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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