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的是一个女子，自称是特劳特战略定位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姓张。张小姐说她老板和她都读过我写的李泽厚访谈录，非常喜欢，想跟我见面聊聊，交个朋友。我答应了。但在去见面的路上，很腹诽，看到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就想结交作者，如今能有这样的事吗？说实话，我担心被骗入某种机构的彀中，去见面前，还给同事交代了我的行踪。
见到张小姐的第一面，我就打消了自己的顾虑。这是一个很雅致的姑娘，谈吐斯文，然而也坚定。她跟我说，她的老板叫邓德隆。我一听这名字，立即明白了。李泽厚先生当面跟我说过，最理解他的人不是学者，也不是他带过的博士，而是这个叫邓德隆的商人。我早想认识此人，没想到反而让人家主动来找我，心里反倒有一些莫名的愧疚。
张小姐跟我说了她读我文章的感受，我知道她是认真读过的，听得出不是溢美之词。面晤结束时我才搞明白，邓德隆也想认识我，但他们跟记者打交道少，不知道我是否好沟通，因此她来打前站。张小姐的结论是，我不是个难打交道的人，所以决定设法让邓德隆与我见个面。我答应了。
今年，邓德隆到京办事，张小姐牵线让我们见面，我们就见了。交谈几句就理解了李先生的那句话绝非谬赞。邓先生对当今人文社科界的学者知之甚深，我们一起聊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许倬云、陈来、汪晖等人，他都有很见道的评点。当然，他最熟悉的还是李泽厚先生，他和李先生交往多年，对李先生的思想不仅有很深的钻研，而且能运用到他的商业咨询工作中。他还逢人就推荐李先生的书，甚至在企业家中搞李先生思想的研讨会。我们最大的共识是：李先生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家，不论是从思想的原创性、现实性还是系统性诸多方面来评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巨大存在。
我自负责《中国企业家》杂志思想、文化、生活版块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知识精英与企业精英的交流甚至联合，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邓先生说，我跟他想到一起去了，他早已在如此实践，每年李先生回国，他都要与李先生畅谈一番，李先生也经常征求他对自己新书的意见。比如李先生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出版后，就急切地想知道邓先生的意见。邓先生读完以后，给李先生打越洋电话，说：“我读到你书里的一句话，就觉得读者花钱买这本书值了。”李先生问：“哪句话？”邓答：“中国的山水画就是西方的十字架。”李先生在电话那头拊掌大笑：“小邓呀，我最得意的就是这句，没想到被你看出来了。”李先生还让邓先生说他高看这句话的理由，邓的解释让李赞叹不已，并表示中国没有几个学者能有如此见识。
我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深感知识分子思想糊涂。大家都希望这个国家进步，但究竟应该如何进步，一些人的想法浅薄到了逻辑混乱、不知所云的地步。我采访过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都受过李先生的深刻影响，但出于学者的面子考虑，大多数认为李泽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泽厚应该被超越。在我看来，抛开前面那句判断不评论，后面那句话简直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李泽厚当然应该被超越，但你超越了李泽厚吗？你在哪方面超越了李泽厚？是原创性，现实性还是系统性？
这几年，我一直在自己的微博上向知识界提问：谁堪称当代中国的思想家？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李泽厚。
李先生是一个有大格局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很多问题都需要后辈思想者“接着讲”。在比他晚一辈的思想者中，谁有资格接着李泽厚开创的局面继续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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