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德隆：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

——《李泽厚话语》序一

读过杨斌先生《李泽厚学术年谱》的人，都会为其执著于传播李泽厚先生思想的精神而感动。这很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随后，杨先生又在李老师的著作中摘编出一本集子——《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此书首印后马上加印，受此鼓励，杨先生再接再厉，于是有了这本新集子《李泽厚话语》。

交待这个背景，是要说明本书编者署我之名已是不妥，放在前面更是不实。杨先生执意要出，李老师坚决不干，我居中调停之后，李老师才答应，条件是要署我名，而且必须放在前面。因此我要对读者负全责，与李老师全无干系。为了能达成杨先生意愿，我只得答应下来。但摘编过程中的大量而具体工作，我干得很少，杨先生才是主要的编者。

读李老师的书十多年来，常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李老师著作中散落许多“一句顶一万句”（刘再复先生语）的话语，让我读后掩卷深思，浮想联翩。仅举一例，“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我读到这句话就非常震撼。

先引我与安乐哲先生通信中的一段：

安先生，您一直以来立志要向西方传播中国哲学，我认为您的使命对世界（不只对中国）很重要。……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纳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纳了佛家，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可惜学界像您这般有使命又识货的人太少，现在急需将李先生的著作译介出来。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

信中提到李老师消化吸纳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其实远未说全，比如基督教。这句“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就是消化吸纳了基督教两个世界的深邃传统，将之注入中国以追求平宁淡远为最高境界的文化之中，把中国文化原有的“生存不易”（未知生焉知死）及对天地宇宙的敬畏感通过转化性创造，大大强化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悲剧性、深刻度、形上品格。改变、丰富、扩展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相遇时（这是儒学遇到的第四次挑战，也是最大的一次挑战），不但能将之包容进来，更在消化吸纳后，创造出另一种超越。并不需要神的拐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达至宗教高度，实现心境超越。又使中国文化不止于乐陶陶大团圆，而有更高更险的攀登，李老师说：“使中国人的体验不止于人间，而求更高的超越；使人在无限宇宙和广漠自然面前的卑屈，可以相当于基督徒的面向上帝。”这不但让中国文化在遭遇基督教挑战后重获新生，更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栖居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警告：如果上帝死了，人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脑科学发达到能解释，甚至复制宗教经验，从而打破“感性的神秘”之后，人类是否会如尼采一般发疯，或像后现代一般陷入虚无？或许第四期儒学设定的“理性的神秘”（物自体）将有望替代“感性的神秘”，成为人类新的心灵家园。“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即此谓也。

读了这句话，你再稍微留意一下生活的环境，的确处处被山水画所包围，无论居家、办公、酒店、公共场所、私人会所，莫不如此。山水画就如西方的十字架一般无处不在。其“功能”即是把你带回到大自然当中，脱离俗尘，回归天地，与天合一，实现超越。尽管大多数人处于无意识甚至只是附庸风雅的装饰而已，但为什么出奇一致地要用山水画而不是其他什么来装饰，来附庸，可见这恰恰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外化，虽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在这里有对宇宙自然的敬畏，所以人在山水画中非常细小（有此敬畏，“诗意栖居”的情本体才更丰富，更完美）。但不需要入黑暗，受苦难才能得救，而是当下即得，瞬间永恒的奇妙感受。甚至连这奇妙感受也不是必需，只要你在山水画中体悟天地之永恒，人生之短暂，宇宙之无垠，世事之有限，再大事功，再多苦难无非转瞬间的过眼云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在这里并没有漠视生存的艰辛、生活的艰难，相反正因为生存不易，人世苦辛，才用山水画时时处处予以消解与慰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宋元以来，山水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就有这个生活支持与“人生解脱”的功用，但从没有谁这么明确、深刻地将无意识上升到自觉意识，更没人为之注入两个世界的基督教传统，从而升华其悲剧性格与形上品格……。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不断落败，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使中国文化遭遇“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几代知识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文化陷入深深的自卑和绝望。其中基督教挑战最大。从第一代知识人的康有为立孔教，到第六代的“国父论”闹剧，都是试图模仿西方两个世界的传统，来“拯救”中国文化的“竞争力”，殊不知这恰恰丢弃了中国传统的神髓。其基本假设与集体无意识仍是“己不如人”的文化自卑。不少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传播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我以为与这种文化上的自卑感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消化吸纳基督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能否走进世界、焕发新生、重获自信的时代课题。

“看试手，补天裂”，李老师自觉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气概与胆识，出色地开创了这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艰巨工作。以中国传统“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人类总体”解释、填补、替代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然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天国”。以“物自体”为情本体的最高实现，来替代上帝的圣爱。通读李老师作品，这一“野心”（消化吸纳基督教）昭然若揭。再举几例。

“宇宙本身就是上帝，就是那神圣性自身，它似乎端居在人间岁月和现实悲欢之上，却又在其中。人是有限的，人有各种过失和罪恶，从而人在情感上总追求归依或超脱。这一归依、超脱就可以是那不可知的宇宙存在的物自体，这就是天，是主，是神。这个神既可以是存在性的对象，也可以是境界性的自由，既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美学享（感）受，也可以是两者的混杂或中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自身来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论语今读》）

人生艰难，空而责有，纯赖自身努力，而生存，而生活，而立命，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合“度”的实践中获得美感，发现美的本质，掌握形式力量，实现自然的人化，这构成了人类生存的起点。同时这美感又可以替代宗教，甚至超越宗教，不仅精神超越，还有肉身的至乐，理性融化在感性之中，通过“以美启真”实现人的自由直观，“以美储善”实现人的自由意志，“以美立命”实现人的自由享受。从而人就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真正实现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康德本身的“人是目的”有将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巨大贡献，但仍止于启蒙与理性）成为人的最高实现与最终自由（人的自然化），可见美学既是人的起点，又是人的终点，这样美学就超越了伦理学而成了第一哲学。自康德以来伦理学替代认识论成为第一哲学，在伦理学的律令之下，人仍是知识权力话语下的“机器人”。仍是语言说人。人仍被置于必然王国之中，启蒙于现代之内。只有将美学设定为第一哲学，人才从语言、机器中解放出来，投身自由王国，从心所欲不逾矩，超越启蒙于现代。李老师说“美学是第一哲学，其终点是取代宗教，是以形式感对那不可知的‘物自体’的归依和敬畏”。将美学推至第一哲学，以情本体为人的最高实现，将中国传统的“立于礼”（伦理学）推向“成于乐”（美学）实现转化性创造，这不但是李老师对中国思想的巨大贡献（应对了基督教的挑战），更是对世界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世界哲学史上，必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这就是我在致安乐哲先生信中所“预言”的“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之意也。浮想至此，不觉文长，虽远未尽意，也只好开头就结尾，这句话蕴含的思想至少可以写一篇很有分量的博士论文。

类似的句子在李老师著作中俯拾即是：

对许多宗教来说，仰望上苍是超脱人世；对中国传统来说，仰望上苍，是缅怀人世。

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乃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乃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人，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昨日花开今日残，是在时间中的历史叙述，今日残花昨日开，是时间性的历史感伤，感伤的是对在时间中的历史审视，这就是对有限人生的审美超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老夫子这巨大的感伤就是对有限人生的审美超越，是时间性的巨大情本体，这本体给人以更大的生存力量。

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这是否就是“孔颜乐处”？

字字珠玑，大有深意，也可大作文章，大加发挥，怎么不值得将之摘出，用以启悟有心之人呢？勉为序。 

邓德隆

2014年3月5日凌晨于宣城敬亭山度假村